“西方哲学的实质是形而上学，而中国哲学则在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在形而上学之外”。研究的两个方向：
- 研究西方哲学的历史。
- 研究中国哲学的道器不割、体用不二。
1. 形而上学
需要牢牢把握西方哲学已经开展出的自我批判，只有理解西方哲学的自我批判，才能理解“性而上学是什么”，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哲学。（马克思：历史进程在它的实际发展中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因此总是局限于过往的形式（或他者的形式）做片面的理解；而对过往的形式或他者形式的真确理解，恰恰是以特定的历史进程能够开展出自我批判为前提的。）
对哲学-形而上学本身的批判：马克思（揭示形而上学的虚假外观，回到人的现实生活，导回社会-历史现实中），海德格尔（探寻形而上学的前提和本质来历，在这基础上进行批判）。
海德格尔对meta的诠释：
- 单纯技术性含义，文献编篡学意义上的单纯技术性用语。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不能直接编入物理学，只能把它置于“物理学之后”。“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头衔，在内容方面根本无所言表”。
- post变换为trans，meta：“转变”，从一件事情离开而进入另一件事情。从自然转离，跃向超出个别存在着之上的他物。被理解为内容的形而上学的诞生是关键。柏拉图的理念论—形而上学——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的分裂和对立。
- 将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性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分割开来并且对立起来。
- 认“真理”或“实在”仅属于超感性世界，而不属于感性世界。
- 如果感性世界中的个别事物或多或少可被看作真的或实在的，那么这只是因为它们“分有”了超感性世界的理念。
中国哲学的道器不割、体用不二，是形而上学上不可能的。
2. “超越”问题
超越的核心隐秘就在于“分有”，需要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才能揭露“分有”。 一旦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已经通过“分离”预设了存在者和存在的二重性，那么，“存在者是什么”这个主导性问题在一方面就意味着“分有”，另一方面意味着“超越”。 “自此以后把（存在）阐释为理念就支配着全部西方思想贯穿其变异的历史直到今天”。
graph LR
A[形而上学] --> |"基建/预设"|C["分有/超越/二重性"]
C --> |奠基了方法|A
E[没有二分] --> F[没有形而上学]
F --> E
在形而上学的预设下，对中国哲学的基本性质的判断也就陷入晦暗之中。 但是，那被分割开来的两个世界的本质性都唯一地出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只要人是人的话，人就住在神的近处”。
3. 西方形而上学的四重区分
尼采批判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试图废止那个超感性的所谓“真实的世界”。但是他仍只是对形而上学实行了最极端的反转，即颠倒。还是拘泥在两个世界的分裂。《偶像的黄昏》：
- 认为“此岸”世界是虚假的那些理由不过证明了“此岸”世界的实在性，而另一种实在性是绝对无法证明的。
- 人们赋予事物之“真实的存在”的那些特征，是“非存在”的特征，“无”的特征。
- 虚构一个与此岸世界不同的彼岸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意味着我们用一种彼岸的生活幻象向生活进行报复。
- 把世界分为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虚假的”世界，无论是以基督教的方式，还是以康德的方式，都不过暗示着生命的衰败。
对形而上学的更加透彻的批判性分析，并且要求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能够清晰地辨明：
- 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对立是如何在怎样一些主题上具体地得到实行的。
- 形而上学建制中的分割—对立是在怎样的原初关联——“共属一体”——的基地上开展出来的，因而分离开的两边如何在这一基地本身中有其已被遗忘了的幽深本质。
在1935年的《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系统地阐述了这样的四重区分：在（存在）与形成（Werden，“生成”或“变易”）；在与表象（Schein，“显像”）；在与思；在与应当。（都是以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为枢轴的）
3.1 在与形成的区分
起始于“追问在的时期”。形成：将形成的，还不在。
- 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为代表的过渡时期（因为彼时“在与形成”之间的决定性壁垒尚未确立；在此情况下，尽管两人所说各有一偏，但他们的所说仍是同一回事）。
- 在与形成的区分，在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才真正确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中国哲学则向来无意于构造变异者与不变者之间的分割—对立，坚定地拱卫着道器不割的基本立足点。
3.2 在与表象的区分
“表象”（Schein）和“发光”（Scheinen）；然而原始地就其互相归属来说，太阳发光即是它表现自身——“表象在此就和在是一回事”。“随着在之被阐释为理念（相），一种脱离原始开端的情况就出现了。”
在与表象 -> 在与“假象”：现实的和不现实的有区别，真的和不真的相反。在形而上学的建制中方始成为定局的：“表象”被指为不真，因而不叫做“假象”。 “在与表象”的区分往往被回溯到“在与形成”的区分：“表象”就是表面像的，就是偶尔出现又随即销声匿迹者；而与之对立的东西就是“在”，即常住者。
“现象”（phenomena）与“本体”（nomena）的分开两立，则是理念论形而上学建制较为晚近且经过拉丁化的后果
中国哲学是以“本体现象不二”为基准的。在形而上学的建制之外根本就没有现象与本体的分割—对立，有的不过是：“本体现象不二”。
3.3 在与思的区分
在与思的对立是：“在”被呈现在“思”的面前从而像一个对象一样对立着，而“形成”和“表象”则仿佛和“在”处于同一平面上。这意味着，与“在”区分出来的“思”被放到了基础性的位置：在是建基于思之中，思是承担并规定在的根据。“ “这就出现下述情况：思并不一直只是随便怎样形成的一种区分中的对立一方，而是变成场地与立足点，由此出发来对对立者作出决定，甚至于连在都根本是从思方面来获取解释。”
（1）在和思的原始统一是怎样作为（自然）和（逻各斯—）的统一来活动的？（2）逻各斯和自然的原始分裂是怎样出现的？（3）逻各斯是怎样会出头露面的？（4）逻各斯（“合逻辑的”）怎样变成思之本质？（5）在希腊哲学开端时，这个逻各斯怎样会作为理性与理智来对在进行统治？
现代形而上学的预设是：“在确定在与思是对立的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流行的格式中动脑筋的。在是客观的，是客体。思是主观的，是主体。思对在的关系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
将中国哲学称之为“主体性哲学”，不仅是望文生义的滥用，而且实在是谬以千里：所谓“主体性”是以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对立为源头。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作为“主体”的我思或自我意识，也根本没有与之分开两立的作为“客体”的广延或对象。
3.4 在与应当的区分
这一区分看来是同“在与思”的区分位置相当但方向相反：当被区分出来的“思”下降为承担并规定“在”的根据时，那被区分出来的“应当”则作为“在”之提高而上升到“在”的上头了。在与应当的区分同理念论—形而上学的建制有着源头上的关联。“只消在把自身规定为理念了，应当就出现来作在之对立面。”
这一区分“却完全属于近代”。因为在与应当的区分不仅较为遥远地取决于在被规定为理念，而且还较为切近地取决于思——作为说出来的逻各斯——进入一个标准角色来起作用。康德意义上的“自然”（可经验者）——“应当”的对立，导致在与应当的分割。
4. 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
“基督教是为大众的柏拉图主义”——基督教是为大众的形而上学。通过一种双重方式来领略基督教及其哲学的形而上学根源（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
-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后承如何滋长为并服务于基督教精神的本质。
- 西方哲学“第一开端”所确立的形而上学建制如何在源头上先行契合着基督教精神的本质特征。
graph LR
A[基督教] --> |"作为决定性的原则"|C["分有/超越/二重性"]
C --> |"进一步的论证、引申和发挥"|A
“神—逻辑学”（Theo-Logik）。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在本质上要求并且诉诸上帝。形而上学的建制本身为神学的上帝做好了筹划和准备，通过使用理性追溯到最高的和最极致的存在者——理性的神学。
“存在—逻辑学”（Onto-Logik）。形而上学展示为“存在论”——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学问。第一，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对立要一般地作为决定性的建制来起作用；第二，这样的分割—对立要以“存在”为枢轴来达成并施展开来。“形而上学必须从上帝出发来思考，因为思想的事情乃是存在，而存在以多重方式现身为根据，作为逻各斯，作为基础作为实体，作为主体。” （逻辑学“它们对作为存在者之根据的存在作出论证。它们面对逻各斯做出答辩，并且在一种本质意义上是遵循逻各斯的，也即是逻各斯的逻辑学。”）
mindmap
root(("存在"))
表象
思
形成
应当
“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k）。蕴涵在存在与存在者的二重性。 “形而上学的存在—神学机制源于差异的支配作用，差异使作为根据的存在和被奠基的—论证者的存在者保持相互分离和相互并存，这种保持是由分解来完成的。”因此，由“分解”而来的“存在论差异”构成“形而上学之本质的构造中的基本轮廓”。
中国哲学：
- 中国哲学会有一种存在论（Ontologie）吗？——中国没有分离，所以就算有也和西方的不同。
- 中国哲学能够是一种神学吗？——显然不是，没有通过“分解”构造出一个彼岸世界。
- 中国哲学是否还包含有一种逻辑学呢？——有和单纯形式逻辑相似的东西不足为奇，对形式逻辑也不用羡慕。逻各斯的原始本质在西方也已经被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