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秦晖

（我感觉欠缺了一些：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另外有些说法有明显的偏驳和不合适。不过毕竟因为这只是文章的集合，而不是专门写的一本书。）

Table of Contents

1. 辛亥革命：“革命派”与“立宪派”：第一章。
2. “封建”与“帝制”：第二、三、四章。
3. 历史的宏观与细节：第五章。
4. 西化与现代化： 第六、七、八章。
5. 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第九、十、十一、十二章。
6. 新文化运动：第十三、十四、十五章。

1. 辛亥革命：“革命派”与“立宪派”

（第一章：“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辛亥革命“成功”了吗？——尚未成功。

对辛亥革命态度的演变： （1）对郑成功（“收复”台湾）与孙中山（革命、民主民权事业）的肯定。 （2）对革命的批评。改革开放前,我们主要是强调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开放后，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却时兴起来。

“政党”。“党”在旧社会有消极含义（“会党”，“朋党”）。需要澄清“政党”的积极含义。

“革命派”与“立宪派”（改良派）的区别淡化：

• 手段区别：革命与改良不是手段——和平或者暴力——的区别。
• 目的区别：革命派要求民主共和制，立宪派要求君主立宪制，也被淡化。一方面朝廷希望日式立宪——维护帝制集权的。但是由于“周秦之变”——封建往帝制的转换——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立宪派的要求实际是针对帝制，偏向英国立宪制度。立宪派的要求和革命派的区别实际上不大。
• “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立宪派认为区别在于是否“排满”。大陆研究常为立宪派“注重民族团结”讨公道。
• 国内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矛盾很小，不同于国外的“政治侨民”。

和平的君主立宪可能吗?作者认为可能性很小。 （我也觉得应该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现代化的变革本质上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支配时代的生产方式一定是对抗性的，终结的革命也必定是对抗性的。）

2. “封建”与“帝制”

（第二章：“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性问题——“封建”与帝制的比较；第三章：为什么人们厌恶了帝制？；第四章：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高度的“帝制”是立宪无法成功的原因。英国式立宪成功案例——欧洲国家、日本、泰国等，长期实行“封建”制（“周制”权利的集中程度更低），君主往往并不集权，却仍然稳定地得到臣民的尊敬。长期实行类似“秦制”的专制国家——韩国、越南、土耳其、沙俄等，则君主立宪都没有成功。

中国王朝（“帝制”代表）与欧洲dynasty（“封建”代表）的不同。dynasty大多是只是王室的家务事，没有发生“改朝换代”。帝制的更迭则更加暴力、更具破坏性，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与欧洲对比）中直接反映。

突出讲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批判了各种解释：“制度决定论”、“劣根性”、“气候灾变论”。 （对“租佃制决定论”的批判不应该转移到对“生产关系决定论”的上。生产关系决定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进而影响人的权利。不是说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由生存关系决定的。这些并没有和人口涨落有什么矛盾，旧中国的社会权力分配和人的权利从来没有大的变化。中国的历史事件，是由中国的历史“境域”导致的，肯定不能归结到某一个因素上，这也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的。）

当时中国政治文化情况：

• 对西方民主的羡慕“叹羡”。中国有对立宪制度的欣赏，但是并不普遍。但是“专制价值观”具有排他性。谈到陈兰彬、容闳、刘锡鸿，对英国民主的赞赏，称赞“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 当时儒家文化的衰落变质。

3. 历史的宏观与细节

（第五章：“宏大叙事”与“祛魅”——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的若干解析）

从整个大局看,辛亥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

历史的宏观与细节——合理取舍。

•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该掐住细节不放，而应该从宏观角度评价。
• 以保路运动为例子展开。
• 以清朝国有、私有的展开。

4. 西化与现代化

（第六七八章：“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

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趋势是资本主义化,而不是基督教化,是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取代传统帝国的命令经济和专制政治。（这个我很认同，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就是资本。）

• “现代化”：就制度——“能否选择”——改变而言。变革如果朝向“资本主义”,就叫“民主革命”；朝向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就叫“无产阶级革命”；不好区分了，就用含混的“现代化”。
• “西化”与“反西化”：就文化——一系列的特殊价值偏好——“选择什么”——改变而言。

（我觉得文化是一个感性的东西，不能用理性的概念——比如价值偏好——来判断。文化是一个更加深层次的东西。）

4.1 太平天国民变

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三阶段”的说法： （1）洋务运动时代学习西方的“器物”。 （2）戊戌、辛亥学习西方的“制度”。 （3）而新文化运动则达到最高层次,开始学西方的“文化”了。

对文化决定论的反驳：太平天国，基督教文化事件（似而非“西化”）。太平天国是一场大规模的、传统的、宗教性的、反满的汉民族主义的、中性的“民变”，而不是邪教。但是太平天国在政治上没有革命，相反更加保守，重点提到了太平天国对书籍的封锁——焚书禁书。太平天国类似“西方中世纪”化，是“西化而非现代化”。

（但是值得一提，“秦始皇式的焚书”，胡适和冯友兰都曾经在研究中说到，秦始皇的焚书确实是当时的伪书居多，尤其是巫术之类。儒道墨等大家的书，都被保留下来了。所以这里拿它做类比不合适。）

4.2 义和团运动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失败的：

• 义和团运动：在反对“洋教”——基督教——的立场上反“西化”。
• 晚清社会上的“反教”风潮,教会与教民（腐败愚昧）方面是有责任的,不能仅仅责备中国人“排外”。

（书中处处针对马列主义，但是并没有给出合理的针对理由。把基督教和其他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做情绪化的对比是不合理的。首先说佛教，佛教在中国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受到儒道的多相阻挠，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实现中国化，而中国化之后，和原本的印度佛教就已经大相径庭了。而基督教在中国不是传播而是侵略的阶段，它还远远没有到中国化的基督教的程度。至于马列主义，本身就具有因地制宜的思想蕴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它本身就是开发的。）

历史的链条： 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 义和团是戊戌政变、己亥建储之后，慈禧反对西方的工具。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对义和团评价：

• 义和团没有反帝的爱国主义壮举。
• 义和团未必迷信盲目，而是略懂兵法。
• 对义和团的褒贬需要追溯到背后的慈禧。
• “反西化但并不尊儒”，义和团反西的同时，并没有宣扬中国传统文化。

4.3 总结

• 太平天国：“西化而非现代化”；
• 义和团：“反西化但并不尊儒”；
• 辛亥革命：“现代化”，同时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辛亥革命是制度的，而非文化的。

民族、民生、民权的“三阶段”： （1）民族：中国解放时期。“中国站起来了”。 （2）民生：改革开放时期。 （3）民权：今后。

5. 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

（第九章：辛亥革命:“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失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第十章：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第十一章：“半殖民地”状态的终结：再谈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第十二章：抗战后中国巩固、强化国家权益的曲折历程）

辛亥革命结果：革命没有被镇压，直接结果是成功的；排满的理想成功了，但是民主的理想没有成功。

5.1 民国经济

• 第一面：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内忧外患。（主要针对批判其他人对辛亥革命的批判）
• 第二面：乱世中的现代化步伐：（1）从出生率，人口水平来看；（2）民国经济增长GDP的提高，东北的工业化。 （现代化的步伐应该讨论的是资本化的步伐、物质生产的步伐。文明的程度应该从历史发展的“逻辑”角度来理解。人口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人口不代表有了文明。当然，因此民国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需要肯定的。）

5.2 民国外交

民国时期的外患：日（东北）、俄（新疆、外蒙）——对领土的侵略，对国家主权的破坏，而不仅仅是资本的入侵（英美）。国外势力都借口对互相的反抗，抢夺中国的主权。

评价外交，则要考虑卖国和借助外部力量的两个方面，考虑功利和价值的角度。 民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际上代表中国主权，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非常显著。

5.3 抗日战争

一方面强调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也承认两党各有贡献：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都功不可没（但是前后的区别并不绝对）。

5.4 抗日战争后

抗日战争后，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地位，是毫无疑问地确立了。各国都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交还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 中国恢复关税主权与司法主权：北京、广东、武汉、南京等不同的民国政府，都有贡献。南海诸岛、中缅地区、新疆问题等等。

6. 新文化运动

(第十三章：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第十四章：两次启蒙的切换与“日本式自由主义”的影响；第十五章：从“日本式自由主义”到“俄国式社会主义”)

新文化运动后期，与“传统派”的意志对立,也与“启蒙派”的初衷相悖。原因： （1）一说，是归咎于“激进”和“革命”，二者又皆因“启蒙”过了头。 （2）二说，责怪“救亡压倒启蒙”民族主义大潮使得“新文化”功亏一篑。

巴黎和会，虽是五四当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从观念史上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份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

“民主”与“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成大潮(标志就是辛亥革命)，而个人自由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的。“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由于国人启蒙兴趣转向“社会革命”，导致国人(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精英)的“救亡”抗争对象从俄国人那里移除,而集中对准了“西方”。

（书签在：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