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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Predrag Vranicki 1958
1.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
背景：
- 青年黑格尔派：强调自我意识。
- 费尔巴哈：批判发展黑格尔，达到唯物主义。但是马克思不赞成费尔巴哈忽略政治问题的态度。
- 法国发达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马克思与恩格斯分别得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必须同工人运动相结合。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为什公人要去实现这种自我异化？为什么入要去制造这种幻想？ 共产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社会，它的目的应当是使人从他的各种各样的异化中，即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异化中解放出来。在这里，新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具有自己的现实的基础。
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应当在思想领域中寻找，而应当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即首先在经济本身的发展中寻找。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 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料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理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2. 历史唯物主义
2.1 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生产力 -> 经济关系 -> 社会政治制度 -> 社会意识状况。
（王德峰 ：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
因此，他的活动显然要受到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现有的经济关系和一般社会关系、现有的科学和整个意识形态的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约束。所以，他不能越出自己所处的社会的范围，正如他不能任意为某一别的新社会而奋斗，而只能为在他所处的社会中已经具备了物质和精神前提的那个新社会而奋斗一样。由此可见，虽然人是历史和他本身的唯一创造者，但是他始终是在现有的物质力量和物质关系的基础上来进行创造活动的，他的思想只有在正确地反映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性、也就是规律性的情况下，才是革命的；而在一切其他情况下，他的思想和行动或者是反动的，或者是空想的。
2.1 阶级斗争的规律
由此可见，阶级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在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中，这种对立和冲突的结局，在形式上将是一次政治革命，在内容上将是一次社会革命。
由此可见，阶级斗争的规律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一，但它不是普遍的规律，而是特殊的规律，是只适用于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相对地说是极短时期的一种规律。
2.2 国家的产生、本质和消亡
在阶级剥削的社中负有维护剥削者政权的重任，并拥有一定机关（如军队、警察、法院等等）的特殊设施、特殊机构，就是国家。… 不问这一政权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形式和民主外衣，它实质上始终是该阶级的专政。
2.3 意识形态和个人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没有自己本身的历史。或者如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提出过的，“道德、宗数、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马克思的基本意图是要证明，意识和意识形态没有某种脱离具体的人、脱离人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独立的历史。
2.4 道德
由于道德关系是社会关系，并且和一切社会关系一样，首先是由社会经济情况和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的。因此，在存在阶级划分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统一的道德观。
道德观是深深地扎根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之中，扎根于社会政治关系之中的。
人并不是由外在的规范和义务所盲目决定的，同时，他的行动和态度也不是以对伦理原则的主观的独立的观点为基础的。
2.5 宗教
3. 辩证唯物主义
物质和运动：物质和运动是统一的。
空间和时间问题
马克思主义史 - 中国和马克思主义
1. 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主张
- 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是狭隘的资本主义阶级的代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正像列宁已经强调过的，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 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主要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1921年创立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纪律上服从苏联的指令。（这些指令基本上要求“无条件地服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阶段的群众性组织和主要实现者的国民党”）
- 此时，斯大林集团同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反对派正在进行尖锐的斗争。这也表明，
革命既不能只靠某些既定经验去指导，也不能从与群众和局势毫无直接联系的某个中心来指挥。 - 毛泽东指出需要进行农民运动，被中央委员会否定了。中央委员会八月全会（1927年）撤换了陈独秀，并派毛泽东到农业省份江西去建立军队和苏维埃。但是以新书记李立三为首的党的领导人认为，革命过程仍然是在总起义，特别是城市总起义和解放区苏维埃化的旧范围内的。
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革命从城市转到中国农村的革命的、分散的和简直可以说是闭塞的广大地区，建立红军和解放区，在解放区推翻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引导革命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而在第一阶段是建立工农政权。
毛泽东把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任务概括如下：建立敌后游击队；建立地方人民抗日政权；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战运动和进行群众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教育；官兵平等；重新划分敌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等。
中国的人民共和国的论点做了解释。“各民族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中国将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并且提出了自己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整个第三国际革命法典的唯一著名命题相反，即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点相反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论点。）
因此，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写的许多文章里，都肯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前途必然是独特的。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国家主义和私人占有的混合，认为在这个阶段不仅因为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而且还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不可能一般地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
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发表了两篇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
- 在《实践论》里，毛泽东的基本思想同斯大林的认识论不同，他把实践在极广的意义上理解为人的认识、历史和整个生活的源泉和基础。
- 他在确定矛盾范畴时虽然不应如此片面地不加区别，把矛盾范畴和差异范畴混淆。
- 当他重申和特别坚决主张发现以及研究特殊矛盾和主要矛盾，认为每一个过程都是各种矛盾着的关系和趋向的综合时，却是正确的。毛泽东强调，我们的认识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
2. 武装革命胜利后的观念和实践
- 帝国主义的封锁，美国、蒋介石、台湾。
-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不正常关系—斯大林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有霸权主义倾向的政策。
- 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进一步增大的鸿沟。
50年代后半期就表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理论。
“大跃进”（1958年）这一运动具有非常鲜明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特征，这可能是有意识地追求整体发展的急躁病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同时也是由于幻想可以在这种落后的国家实现马克思关于发达的共产主义的设想（而没有考虑到马克思是依据已经发展了的公民的个性，以及关于共产主义条件下个体的分化的设想而做出的构想）。
中国共产党人对南斯拉夫抵抗苏联的斗争，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观念表达出不友好的关系，并且在苏共二十大已经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之后还对斯大林进行无理的辩护。
党的高层的旧有矛盾尖锐化。正如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表明的那样，党已经逐渐与国家机器合一，成为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成为所有的重要的，通常也包括不重要的决定集中的中心。
毛泽东和他的团体面临着明显的两难：
- 或者是放弃自己到那时为止与帝国主义对抗的立场，而主要通过使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革命，反对国内外帝国主义，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 从而引导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 或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到那时为止的关于世界革命和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念。
在国内的平台上，两难表现在：
- 或是继续坚持推行国家的继续革命的变革，这将以群众为基础推动社会关系和政权的进一步重组；
- 或是通过传统的工业化、国家的-官僚制的计划管理和发展，来转变到那时已经众所周知的发展状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抑制群众的积极性。
1966年八月的会议，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委员会以“十六条”的形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这一运动并不是群众的自发的进程，更完全不是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虽然这一运动带有自主倡导和自发的特征），相反，这一进程一直是被发动的，而且在根本上是牢牢掌控在一部分领导人手中的，这一运动不仅具有开始的标志，而且在特定的时刻可以确切地结束，而不考虑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想法和意愿。
毛泽东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反对派（如果不愿意像斯大林所做的那样，对自己的反对派使用政治暴力和肉体消灭——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的方法存在很大的不同），而又不允许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等级制的-官僚制的结构进行一般的打击。因此，那些运动的实质是要摧毁旧有的权力结构。因而，合乎逻辑的是认同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与此相反，反对的潮流主要依赖到那时为止的结构，而对于进一步的发展进程则更多的是按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验的精神来理解的，这些国家主要依赖于国家和党的机构， 而不关心群众参与社会主义进程的直接管理。
然而，中国离消灭阶级结构和消灭分工还相差甚远。而只要存在着这样的条件，官僚制的和等级制的结构就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无法直接纠正官僚化问题，或者甚至无法参与直接的管理。这样，中国就应该，并且必须把下列事情放在第一位：进一步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参与世界市场竞争，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生产力，改善自己的人民的生活条件，并且不得不发展主导性的专业化的和政治的机构，这一机构在依旧存在着劳动分工的条件下可以区别于那些依旧被束缚在体力活动中的团体和社会阶层而有效地 行使主导的功能。而这构成了党和国家机构官僚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能在自己现有发展水平上，在尚不能消灭劳动分工，以及群众的文化和专业水平依旧比较低的情况下，通过新出现的权力机关，有效地抑制官僚化和等级制——这个问题不完全取决于中国革命力量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