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Wisssenschaft als Beruf und Politik als Ber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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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韦伯的学术
(Julien Freund “German Sociology in the Time of Max Weber”, Tom Bottomore & Robert Nisbet, eds,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有些地方的翻译有点奇怪。)
- 最初依循德国历史主义与经济历史主义的传统流派。
- 之后超越了狭义的历史主义:
- 他学术渊博、范围广,不被某个学派局限。
- 意图是尽可能系统化的社会学理论。
- 对社会和社会学观点都抱“历史性”的观点。
分析的三个方向:
- 经济本身的问题。
- 经济如何受其他人类活动(比如政治、宗教、科技等方面)的制约。(讲到资本主义初期受到清教徒簿记法的影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活动是其他活动的基础。)
- 经济因素如何制约人类活动(政治、宗教等)。
1.1 社会学的知识论
社会学当时的问题:在尚未产生科学上妥当的实际成果之前,就想先先验地界定它地研究方法(孔德和涂尔干都有犯这个错误)。 韦伯更加重视实际研究经验,而不是迷信方法论。
社会学作为学科的妥当性(valid)来自于它的概念,而非方法。
1.1.1 诠释的方法——阐明社会学的概念
韦伯更加严谨地在概念上琢磨经营诠释的方法(the interpretive method)(而没有创立),使它适用于社会学。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它们受到意义(meaning)的影响、是各种不同的意义之组合(不同与被动的、不属于人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对象不具有意义)。
- 进入制度、习俗、规则、法律等性质属于因习俗而成立的脉络,参与这些人类为了某些目的而创造的事物。
- 为自己找到一个标杆或目的,以证明这项活动的必要及正确性。
- 进行行动时,我们诉诸某种价值、向往或理想,作为行动的动机。
graph LR A[行动 action] <--> B[意义 meaning]
(行动action)我们指的是行动者赋予主观意义的人类行为——不管该行为是外表行为或内心行为、是举或止,或仅是对他项行为之承受。而所谓社会行动,我们指的是行动的意义牵涉到了他人的行为,并且这个关系决定了这个行动进行的方式。
- 行动有主观导向的意义,意义内在与所有的行动中。(我认为这里的意义不是人生价值之类的东西,而是简单的目的动机。)
- 对行动的分析,不能漠视它的意义(而落入行动现象学)。
graph LR E[explanation] --> A E --> C A[inert自然界] --> B[因果律] C[社会] --> D[动机 意义]
诠释方法的任务,是填补单纯的因果说明在处理有关人类关系的问题时,没有照顾到的地方。 而诠释方法的缺点在于不确定性,来自于人类行为意义的主观性。
1.1.2 因果多元论
因果多元论(causal pluralism)(与帕累托)。非机械而单向的因果关系。
- 指出因果关系(~形式逻辑)的问题:可以一直向上无限追溯,直到一个“无条件者”。
- 否定流出论(emanation):把果归结到一个唯一的因。
- 因果推断的过程(causal imputation),指出其中的主观性。将某一系列的原因(而不是另外一系列同样相干的原因)归属为某一现象的原因,是由研究者本身来判断的。客观可能性(概率),让我们进行尽可能妥当的原因判断。
1.1.3 理想型与价值参考
科学:由零碎的知识(理想型 ideal type)所支撑起来的一个概念的结合体。 理想型:乌托邦式的、抽象的、不唯一的、思维图像(mental picture)。虽然有其超验性,但是它不受个人偏见影响,而且有助于消除混淆的观点。
这种思维图像,讲历史性的生活中诸般特定的关系与过程,统合到一个由在思想上构建出来的网络所构成的没有矛盾的秩序世界中去。就其内容而言,这种构建物本身具有乌托邦的性质,其来源,是因为我们在思想上夸大了实在世界的某些因素。
没有普世的价值体系,每个人参考自己的价值参照,理解和解释历史或者社会科学。(韦伯认为)事实是经由价值参考挑选出来的,但是学者必须指出它的价值参照。
在无穷尽的事物中,有一些会对我们具有意义和重要性,而成为“历史性的个体”(historical thing);而这种“历史性的个体”的范围永远在变化。我们用以处理这类个体并学术地加以掌握地理知关系,也在变化。
1.2 社会学研究
范围广,首先从事真正田野研究地学院派社会学家之一。主要精神——强调社会里不断成长的合理化作用——来追溯从非理性法律发展为理性法律的各个阶段。
政治社会学研究:
- 武力与国家之间地关系。国家为了本身地利益,夺取个人与从属团体使用武力地权力,是近代国家地合理化过程表现。
- 以正当性(legitimacy,促使被统治者对掌权者信任地因素)为主要着眼点,对支配(domination)现象分析:传统型支配(对神圣性地信仰)、法制型支配(法律建立的妥当性)、卡利斯玛型支配(对英雄、独裁者的信任)。
- 政党的分析。对菁英政党与群众政党的区分。(米赫尔斯)在民主机器的掩饰下,群众政党被寡头领导控制。
- (主要)发展出一套官僚体制的社会学,成为组织社会学的起点。官僚体制会支配国家以及私有企业,因为它符合近代的理性化趋势的需要。(TODO:深入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
经济社会学与宗教社会学研究(《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
- 初期资本主义主要人物,大都属于各种清教宗派。
- 商业上的成功,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宗教上被挑选的征兆(受上帝预选说的影响),所以他们的任务是将之再投资以获得更大的利润。
- 中世纪僧侣的彼岸的禁欲主义,转变为今世的禁欲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似乎有分歧。不过铭记他的多元因果论就会发现没有问题。)
1.3 社会学的界限
韦伯没有错误的将研究范围扩张到其他领域,他十分强调学科观点的限制:价值中立(wertfreiheit, value nertrality)——所有学科、领域都无可避免地有其限制。
- 价值的根本重要性,不过学术也有其作用。
- 价值没有高低之分。(比如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都是正当的。)
拒斥整体论马克思主义(totalist Marxism)自命科学的论调。
- “即使就经济现象来说,严格的经济化约论也不够完整透彻”。
- 讲社会抽象地划分为两个阵营是有问题地,具体的社会包括许多社会阶层。
- “信仰的斗士”,根据一个像消除异化这样含混地概念,就相信人类可以经由革命而有根本地转变,其实就是以理知的方式,堕入大破方能大立的意识形态的陷阱。
2. 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
(韦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Wolfgang Schluchter, Rationalismus der Weltbeherrschung: Studien zu Max Weber)
2.1 两篇演讲
1917-1919年德国的背景。外交倾向于和平,国内共和和国会制民主发展中。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学院性格强。
- 含有消极不可为的气氛,没有回答当下的问题,也没有对世界提出诠释。
- 他首先讨论外在的条件——让学术和政治两种志业成为可能的制度方面的态势。然后,讨论这两种志业对个人施加的要求。制度的“意义”,也只有再考虑到这些制度的一般性社会脉络使,才能够被了解。
- 学术及政治是否能成为一种志业;在除魅后的状况下,对世界有所知和对世界采取行动之间的统一,是否能在学术中或在政治中实现。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来讨论。
两个层次:方法论——伦理的层次;制度的层次。没有处理到价值系统及其制度化,谈论的是学术的“人格”与政治的“人格”。
- 人格与终极价值、人生意义的内在关系,以它们为目标,由它们表现为行动。
- 行为定型造成的结果,从个别价值系统的性格及其在社会中制度化的形态共同导出。
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模型:绝断论、科学行政、实践论模型(哈贝马斯):
- 绝断论(decisionist 分立,选择政治):政治领袖与官僚截然分工,公民只能对领袖的主观决定表示赞同。
- 科学行政(technocratic 分立,选择学术):完全接受技术、纯理性的。决策的前提在决策过程中会自行成型、政治领导变成了行政管理。
- 实践论(pragmatic 结合):学术与公共意见持续沟通、互动。
2.2 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作为方法论及伦理的范畴
学术在促进技术的进步的同时,是否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 可能的途径1:凭借自身的资源去认定——行不通。学术不能为我们指引真理之路,学术唯有作为经验知识,方有成果可言。学术牺牲了心志价值,增加了它的成果价值。(我不是很认同,知识是通过经验获得的,但是逻辑上是可以先于经验的。有待仔细看看。)
- 可能的途径2:由“权威”把人的意义定为学术的必然要素。宗教神学——行不通,它与理性冲突。同时,宗教的崩塌导致了价值的冲突,而非多元和谐。
- 要求:不涉及价值的经验科学,它本身形成了“价值”。
科学与神学,都有必要的预设,在特定的预设范围内,行动才是“有价值的”。预设:对知识和行动的运作空间有限制或者拓展的作用。 “没有学术是绝对没有预设的,也没有学术能够向拒绝它的预设的人证明它本身的价值”,这一点和神学一样。
科学与神学的区别:
- 神学则在那些必要的预设之外,“为了己身的任务”(救赎)添加了几个特定的预设。科学与神学的区别,不在于有所信,而是在于所信的内容促成了积极的信仰。
- 一切宗教的预设,都在于对“客观言之正确”的知识及主观决定有所限制——牺牲理知——知识被限制在救赎理性化,决定则化约为献身皈依。
- 而学术,一方面使决定所需的空间成为肯定,又对它形成限制。意义的最终抉择借助学术,却并非由学术决定,而是由主观决定。属于现世,又与现世保持批判的举例。
学术、责任伦理与志业伦理(之间的冲突):
- 学术:“应为”的条件之一为“能为”。
- 志业伦理:只关于信念,不考虑后果的计算(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与学术的要求,产生了矛盾。
- 绝对的政治伦理,无法看到无理性的世界,追求客观永恒的终极原理和秩序。(政治上的柏拉图主义者)
- 造成两极化,导致社会关系的封闭结构性、多元和价值冲突的毁灭。
- 责任伦理:考虑后果的价值以及获得成果的可能性,目的和手段关系的伦理(而不是目的的心志伦理)。
- 批判的政治伦理,把现实中无理性的方面纳入考虑。批判、考虑学术的可能性和有效范围。
2.3 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作为制度化的价值系统
韦伯关于学术(学者)与政治(政治家、官僚)之间关系:互补、竞争。
学者与政治家:
- 教师/学者:需要放弃任何信念的宣传,明白专业知识的界限,使得学术作为教养而保持实践性格。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 “对任何支配性理念、或是多数决定的结果,仍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保有个人判断能力,必要时且须逆流而泳”。
- 价值中立:不仅是学术的界限,也是学术的文化使命。
- 政治家:需要在煽情的场所,坚持自我。热情、责任感、判断力。
政治家与行政官僚:
- 官僚,忠于他人之事。要学会服从外加规章,即使不情愿。以社会认可的目的为主。(官僚支配(Beamtenherrschaft):德国是由(而非“通过”)官僚行政阶层统治的国家。)
- 政治家,忠于自己。需要承担他认为是义务的事情,并坚持自己的主张。
2.4 韦伯模型的优点与局限
学术的期许:
- 借理性与实证方法的程序来检证政治家实际所下的判断。
- 让政治家与公众意识到某一个政治决策具体的责任何在。
- 将价值倾向加以沟通充当媒介的任务。
- 传播责任伦理的心态。
韦伯的模型:对学术的期许与独断式和技术官僚针锋相对,因此把韦伯归于独断式是勉强的。 韦伯模型与实践论还有区别,源于他对古典理性模型太过执着:
- 理论上,低估了实践立场可以被理性批判的可能性——“伦理的极端主义”,承认立场中存在批判无法触及的核心教义。
- 制度上,高估了个人行动对集体性之行动关联所具的影响力——偏重了决断主义,同时不应该遗落他的批判成分。
3.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学术的外在环境——消极的——(1)德国/美国的高校氛围;(2)学术机构资本化;(3)机运的因素;(4)学者素质与教师素质难以兼得。
学术的内在情况:
- 学术在专业化,每个人的贡献很有限。
- 热情是先决条件,但是灵感很关键,可遇不可求。
- 学者的人格——“唯有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才能把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贵与尊严”。
- 学术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的过程——每一次有成果,就意味着新的问题的提出。
当前的时代:
- 理知化——“并不意味着人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它只表示,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
- 死亡——“对于文明人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文明人的个人生命是置放在无限的‘进步’当中”,我们只是其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死亡没有意义<—>生命本身没有意义。
- 学问的使命:
- 古希腊:概念的意义。
- 文艺复兴:理性实验(rationale Experiment)。学术——达到真实的自然。
- 现在的年轻人:“要从学术的理知主义中解放出来,以回复人的自然本性,由此回归大自然”。
- “活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
学术的预设,无法用学术方法证明,只能根据它的终极意义来诠释(deuten)。是默认的预设:自然科学,把无法证明的预设,当成不证自明之理(先验的公理);医学,维系生命,而可能无视患者意愿;艺术,其美的本质是否是反上帝的;法律,默认法律的存在;社会科学,不考虑文化现象的价值。
价值多元——学术中避免个人立场的灌输。由此,政治不属于课堂,教师不是领袖或生命导师,先知与群众鼓动者,不属于课堂。价值的多神——“如果从纯粹经验触发,就会变成多神论”——诸神之间永恒的争斗,“对生命采取的各种终极而一般性的可能立场,是不可能兼容的”。
(但是我们都是“人”,应该是共有一些先验的客观性,由此出发的话是否可以歇止争斗?)
学问的使命:
- 功利主义上的好处。
- 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
- 清明(Klarheit):当面对的是价值问题的时候,在实践中人可以采取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立场。但是采取了立场,就要采用对应的手段,而手段可能是必须拒绝的——需要在目的与手段之间选择。
- “让他对自己的行为的终极意义提供一套交待”。
- 学术的界限:“一旦你们认定了这个实践立场,你们就是取这个神来服侍,同时也得罪了其他的神”。
科学与神学,神学要求理知的牺牲,学者则没有牺牲理知的权利。
在今天,所有在等待新先知和新救世主的许多人,所处的情境,和以赛亚预言所记的流亡时期以东(Edom)的守夜人那首非常美的歌所唱出的情境,完全一样——有人从西珥不住地大声问我:“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人回答:“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把。”听到这段话的那个民族,已经询问并等待了两千余年了,我们知道他们令人战栗的命运。从这件事,我们要汲取一个教训:只凭企盼与等待,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们应走另一条路;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眼下的要求”(Forderung des Tages),不论是在人间的事务方面,抑是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业(Beruf)方面。只要每一个人都找到了那掌握了他的生命之弦的魔神,并且对他服从,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单纯的。
4. 《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4.1 政治与国家
政治:政治团体(国家staat——共同体在内部秩序和权力结构上的“状态”)的领导或对这种领导所施的影响——政治追求权力(Macht)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不论国家间或国家内)。
国家:国家特有的手段:直接的武力(physische Gewaltsamkeit,强迫性力量,不论其表现方式,也不涉及其正当与否),“每个国家的基础都在于武力”。不能通过活动内容来界定,因为没有工作是非政治性的,也没有特属于政治团体的。近代国家是制度化了的支配团体。
国家的支配:以正当(legitime,被视为正当)的武力为手段而存在的人支配(Herrschaft)人的关系。
- 传统型支配,“永恒的昨日”的权威。
- 卡理斯玛(Charisma)支配,个人的超凡领袖魅力。征召的使命感——志业在此最高度的表现。
- 法制型支配,法规成文条款的妥当性。
支配的经营要素——人力、物资。(1)人力,行政僚属,为了物质和荣誉的追求。(2)物,行政工具,工具与拥有者的关系:分离、拥有。
- 官僚制度:君主自己行政管理;或者,身份制,君主和贵族阶级分享支配权。
- 收权:近代国家中,行政僚属于行政工具分离——人与物分离(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物质工具被集中到领导人手中。
- “政治的经营,便是有利益关系的人的经营。…而是那些为了实现某些政治想法,而追求政治权力和责任的在政治上有关心和利害的人”。
4.2 政治家
政治作为主业,不是临时事务或副业。为了政治而活、(物质上)依赖政治而活。
- 资产:有资产的职业政治家,不需要直接为了他额的政治工作求取报酬。没有资产的政治家,必须要为自己的政治工作要求报酬——政党越来越变成有保障的生计手段。
- 官僚:官僚体制的发达,具备专业训练的官吏阶层崛起。首席政治家(leitende Politiker)的发展。英国:君主亲政与官僚权利斗争的产物,为了保证国会有统一团结的方式,将党派斗争隔绝。美国:更加驳杂的制度。
- 政务官吏、事务官吏。行政听命于控制了机关的素人,实际执行才由专业人员进行。
职业政治家的类型:僧侣(独身能读写的顾问)、文人(中国人文学者)、宫廷贵族(没有身份阶层的政治权力,延入宫廷处理政务)、士绅(小贵族)、法律家(欧陆,法律理性主义)。
- 律师能言善辩,能“有利”地处理一个“有利”的主张或立场。而专业官员不是群众鼓动者。
- 官吏应该非党派性的“行政”、执行命令——无恶无好。政治家则必须也始终在——有恶有好——斗争,因而有个人的责任。官吏不应该从事政治,“具有崇高道德的官吏,会变成恶劣的政治家”。
- 群众政治家,伯里克利,政治评论者。
- 新闻工作者:责任感高;缺乏余裕;时效性压力;风险高。
4.3 政治团体
政治团体:必然由有利益相关的人来进行的经营。
- 最初,(英国举例)都纯粹是贵族的追随者组合,而后是名门望族的政党。
- 国会议员关心地区之间选举时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关心全国的纲领的统一->国会支配下,推动党组织逐渐紧密和强化,党派和议员之间联系增强。
- 国会之外的“主业”企业家,掌握政党的经营权——以企业家(美)的方式、或选举经纪人(英)的方式。
- 来自两方面的要求:民主、普选权、赢得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必要性,以及在领导上发展出最高度的统一和形成最严格的纪律。
- 形式上的民主——实际权力在:组织中持续工作的人、组织运作在金钱或人事方面必须依赖的人,手中。
- 党魁(要求具有卡里斯玛成分)的权力可以强加到国会——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民主制(plebiszitare Demokratie)到来。
- 新形态下领袖需要崛起,会于旧的形态产生冲突。
英国政党:英国政党的组织早期几乎纯粹是名门望族的组织,一种混合的组织方式:一半由望族运营,一半由职员和企业家经营。1868年,“党务会”制度开始发展,起因于选举权的民主化——事务开始官僚制度化,并与国会党部书记长(具有官职的分配权)斗争——权利集中到魅力型领袖。
- 需要可观的人事架构。一般国会议员,只是纪律良好的投票动物。
- 凌驾于国会之上的,是实质上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专政者。而领袖最重要的能力是“做具有鼓吹群众力量的演说”——建立“利用群众的情绪而建立的专政”。(另外,英国的委员会制度会筛选出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
(疑问/思考:制度化一定会导致官僚专政吗?)
美国政党:早期就发展起来(1840),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制的“机器”。总统由投票选出,总统的职能几乎独立于国会(三权分立)——“猎官制”(spoils system)——联邦官职奖赏得胜候选人的追随者。
年轻的美国文化经得起这种纯粹素人的管理方式,…,举世无双的腐败和浪费,只有在这样一个经济机会上尚没有受到限制的国家才能承受得起。
- 后果:党派之间相互对立;党派纲领完全跟随选票;党派内部“提名”的争斗,官职分配的腐败。
- 党老大——经营选票的政治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不追求社会上的荣耀,追求权力、财富;没有固定的政治“原则”,只关心选票;本人不担任重要职务。
现在(演讲时),美国状态发生了改变,素人政府不管用,终身公务员增加,猎官制逐渐消退。
(疑问/思考:是否类似天朝的情况?川普的情况又如何?)
德国政党:
- 环境:(1)国会的无力。(2)具有专门训练的专业官僚层,在德国有无比的重要性。这决定了国会的无力。(3)政党有政治上的信念和主义。主要是(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少数党(占据少数席位;由于严格的意识形态规定而“少”),两方都不愿卷入国会制政府。
- 职业政治家,没有权力没有责任。政党,走到严格、排外的望族派系的路。不同于英美,政治演说更加沉闷。
新的政党机构:(1)业余的机构,常见于大学学生之间;(2)经纪人的机构,拉票经纪人。
领袖民主制度:“直接诉求民意认可式的领袖对政党的领导,造成了追随者的“丧失灵魂”(Entesslung),甚至可以说是精神上的无产阶级化”。 我们能够选择的二途:
- “机器”的领袖民主制——伟大的政治人物在民主宪政体制中进行的魅力型统治。
- 没有领袖,没有使命召唤感的民主——在其中一切事务都只是像日常琐事一般地来处理。德国,派系支配的情况。
4.4 政治志业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把手放到历史轮船的卧柄上”:
- 热情(Leidenschaft):对踏实的理想的热情献身,而不是“没有结果的亢奋”。
- 责任感(Verantwortungsgefuhl):以对这个目标的责任为自己行为的最终指针。
- 判断力(Augenmab):沉静去 如实面对现实的能力,人和事的距离。
- 克服虚荣:虚荣是一切切身的献身和一切距离(对自己的距离)的死敌,使“切事”变成纯粹个人自我的陶醉,并丧失责任感。
- 信念:内在的支撑。由于,政治行动的最终结果往往与原先的意图不配当。
道德地位:政治作为一件“理性事业”(Sache)所具有的精神风格(Ethos)。
- 道德不是“取为公道”的手段,不是事后的自我安慰和扭曲事实。
- 对绝对伦理的批判:世界上不存在唯一的一套伦理,能够规定一切准则。(《福音》)伦理诫命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到现实的。
心志伦理/责任伦理深邃的对立:
- 心志伦理(Gesinnungsethik),行为本身的内在价值——纯粹意志、良知——出发,而不去依赖最终的结果。而可能拒绝接受对结果的责任。
- 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把行动的结果纳入考虑,并充分承担责任。
- 目的与手段的紧张关系。心志伦理遇到困难:用目的将手段圣洁化,“用最后一次暴力,消除一切暴力”。(包含了对康德伦理的批判)。
- 心志伦理和其他理性主义伦理的基础——“善因必有善果,恶因必有恶果”——绝不是实际情况。多元伦理。
人类团体所运用的手段是具有正当性的武力,这种特定的手段本身,决定了关于政治一切伦理问题的特殊性。
武力手段——报酬——机构。
政治为志业需要把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互补结合。
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说来不错,一切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若非再接再厉地追求在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无法达成。但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是一个领袖,同时除了是领袖之外,更必领是平常意义下所谓的英雄。即使这两者都称不上的人,也仍然必须强迫自己的心肠坚韧,使自己能泰然面对一切希望的破灭,这一点,在此刻就必须做到一—不然的话,连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设有机会去完成。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说,“即使如此,没关系”(dennoch),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 “使命与召唤”。
5. 韦伯论学者与政治家
学术的焦虑:
- 现代武器,使得科学家对本身的责任产生质疑。
- 政权对学术的干预压迫。社会科学受到的威胁更大。
社会科学社群的规条:
- 研究及事实本身的建立不受限制。虽然可以说历史事件是构建而成的,但是在研究中仍需要分别它们。
- 讨论及批评权利的不受限制。这些讨论及批评,不仅涉及局部的研究成果,而且涉及研究的基础理论及方法。有关社会的知识之所以称得上科学,是由于研究者同时能准确地意识到这些知识的范围及它们有限的妥当性。
- 为现实祛魅的权利的不受限制。阻止历史事件被转化为迷信。